1942年3月3日下午两三点钟，苏北一个小村落，一个农民打扮的人推着一辆木制独轮车缓缓走来，身后跟着4个年轻人，好奇地打量着墙上张贴的抗日标语。突然，从一间民房里走出一位穿着军装、背着枪的军人。见到他，农民放下手推车，转头说：“你们不是要找新四军吗？他就是！”
65年过去了，新四军老战士吴金风对这一幕记忆犹新。后来，他们4人跟着又走了几里地，来到一个叫大丁家庄的地方，这里是新四军第一师第一旅指挥部所在地。
在抗日战争中，不少像吴金风这样的上海青年，通过隐蔽在上海的地下党组织，辗转参加新四军。据不完全统计，上海人民支援新四军各类人才超过2万人，为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。
早在新四军刚组建时，在中共地下党员叶进明等率领下，上海煤业救护队100多人驾驶25辆卡车，于1938年1月到南昌集体参加新四军。上海沦陷后，大批难民涌入租界。从中选拔、组织爱国青年参加新四军，是中共江苏省委从人力上支援新四军最具规模的一项工作。江苏省委通过难民运动委员会，挑选出一批政治素质好的党员骨干和积极分子，同时采纳时任中国佛教会主任秘书、慈联会常务委员赵朴初的建议，打出“移民垦荒”的口号作为掩护，确保顺利通过沿途国民党辖区。
1938年8月18日，第一批700余名难民搭乘慈联会包下的英国商船，从上海出发抵达浙江温州，再走陆路到达新四军军部。1938年底和1939年初，江苏省委又分别组织了两批难民共400余人参加新四军。这些难民大部分进入教导队，成为军事、政治、后勤、医务等工作的骨干力量，有的还成长为军事指挥员和地方党政领导干部。
中共中央对上海的这项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，指出“能从日寇包围的情况下，从租界中送出大批难民支援新四军，这是上海地下党成功的壮举”。
曾在2021年给习近平总书记联名写信的上海百岁新四军老战士徐克，当时就是租界里的难民。徐克生前接受采访时回忆，自己原本住在宝山，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期间，家里的房子被日本侵略者炸毁。无奈之下，父亲带着全家逃难到租界。
徐克在租界流浪了一年，经常没吃没喝，甚是凄惨。冬天的时候，一家人在上海的江边吹着冷风，没有饭吃，很多难民都被活活饿死。徐克的母亲在逃难路上又气又急，发病离世。临终前，母亲交代徐克，将来一定要参军，将“东洋赤佬”赶出中国。
1939年，刚好新四军招兵，徐克就和同村的3名青年一起参军了。“当时，我们听说新四军很厉害，是铁军，是老百姓的部队，纪律严明，于是就加入了新四军，就是要打鬼子报仇。国仇家恨，怎能不报？”
然而，从1939年下半年起，上海租界当局明令限制一切抗日活动。既不能让输送兵员危及上海地下党安全，又要完成扩大苏、浙两省敌后抗日武装的任务，江南抗日救国军东路司令部（即“新江抗”）司令员兼政委谭震林决定另辟蹊径，由部队派人打入上海，在敌人眼皮底下开展扩军工作。
赴沪扩军前夕，新江抗3个支队分别与其他部队合编为3个纵队。各纵队根据谭震林的指示，形成了小群多路、扎根串联、独立运行、互不联络的扩军规范。扩军人员把工作重心放在社会底层的贫民群体，通过串联亲友和同学故旧“滚雪球”推进。参军人员则由交通员带路前往根据地，一位交通员每次带3至5人，多则近10人。
据统计，1940年5月至10月间，仅苏州交通站就接待了350多位从上海前往参加新四军的青年。后来，以上海工人为主的新江抗第二支队，因作战勇敢被称为“老虎支队”，皖南事变后被改编为新四军第六师第十八旅第五十二团。
太平洋战争爆发后，上海彻底沦陷，斗争环境变得极端恶劣。江苏省委按照中共中央指示，于1942年8月起分批撤离上海。同一时期，根据地贯彻精兵简政方针，暂停大规模吸收参军人员。至此，上海党组织向苏北根据地集中输送人员的工作基本结束。
原标题：《组织大批爱国青年参加新四军，中共中央称赞“这是上海地下党成功的壮举”》
栏目主编：张骏 题图来源：新华社
来源：作者：解放日报 王闲乐